1921年7月下旬和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一个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正式成立。自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非常富有战斗性”的农民阶级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通过土地革命、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起工农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农民身上沉重的负担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农民承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广大农民的负担来自田赋、关税、盐税、厘金、外债和国内公债、财政性通货膨胀等旧政府苛捐杂税，土地高度集中垄断带来的地租盘剥，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商业货币剥削，军阀统治下各种无偿的徭役等更加复杂纷繁、更加沉重严酷。
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封建土地所有制依旧存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广大农民终年辛苦不得温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农村生产力被严重束缚和破坏，农村经济系统处于崩溃的边缘。在1912年至1919年间，全国各地发生农民反抗斗争多达两百起以上，却都以失败而告终。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一、地权高度集中垄断，广大农民地租负担沉重
二十世纪初，在农村，土地占有高度垄断集中，人均占有土地少，地主变相收取土地租金，相当一部分地区“租取其半”或“平分其粮”，而两湖、江浙、四川等地大多超过50%，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使中国农民的负担更加复杂，遭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买办和帝国主义层层剥削压迫，农业生产下降，农民生活困苦。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系军阀和外国列强资本、买办资本大肆进行土地兼并，大量占有土地，土地垄断集中加剧恶化，地价大幅上涨。冯国璋仅在苏北就占地75万亩，张敬尧在安徽省霍邱县家乡占地多达七八万亩。外国传教士大肆侵占中国的土地和房屋，坐收地租，人民生活劳碌辛苦，却经常入不敷出。
1922—1924年间，黑龙江一家佃农收支情况为：农产收入67.19元、生产资料支出12.32元，生活费用支出49.64元，田租17.22元，还有11.99元的缺口。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统区地权集中趋势有增无减，土地兼并活动愈演愈烈，尤其是退往大后方的军政官员和富商携带大量资金购置土地，农民的土地大多被收购，地租居高不下。1940年，四川承租的耕地面积达到了81.31%，租额高达60%—80%；广西玉林一家佃农在1933年一年中的农场收入、手工业收入、副业收入三项加起来总计286.91元，但生活资料加上生产资料（包括地租支出68.51元）就需要319.22元，一年缺口32.31元，入不敷出、左支右绌基本是常态。负债累累成为大多数农民常年状况。
1945—1949年，国统区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手中。在土地肥沃的四川成都平原，抗战胜利后，地主人口占8%，占有土地却达80%；在湖南湘阴县，占户口1.8%的地主，占有土地71%。国统区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国民政府地方官吏和地主阶级相互勾结，更加残酷地压迫农民。苏南句容县桥头镇地主华锦之的牢房里，因交不出地租，五年中关押过400多个农民，有些人甚至被杀死在牢房里。昆山很多地主对农民采用游街、拷打、放水灯、锁庭柱、站笼等24种方法逼租，很多地主备有手铐脚镣、棍棒铁锤等凶器，动辄扣押吊打农民。
中国近代1900—1940年，在农村，占户口10%的富人拥有53%的可耕种土地，土地占有高度集中垄断。绝大多数农民沦为佃农，每年要缴纳1/3—1/2的农产品作为租金，入不敷出，不得不以借贷为生。同时地主与当地官府勾结，鞭笞重刑花样百出，逼租虐佃的情况普遍存在，即使常有抗租斗争，也因力量薄弱被镇压，佃农常年受到地主和官府的压制和剥削，生活困苦，在极端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勉强度日。
二、吏治腐败、官员大肆敛财，财政税收五花八门、随意加派
北洋军阀、国民政府都将沉重的财政负担转嫁到广大农民头上，在田赋上横征暴敛，创设田赋、盐税、地方税的税收名目繁多，赋税随意加派，加之大多数官员贪图私利、营私舞弊、乘机大肆敛财，广大农民的生活水深火热，苦不堪言。
据统计，1934年三十个省份田赋附加种类共有673种，官绅勾结中饱肥私；作为政府补充财政收入的重要课税——盐税，也是逐年增长，用以偿付外债赔款，赋税也是五花八门，举不胜举。据不完全统计，仅1926年新增的附加税就有二三十种，官商勾结垄断盐价，1934年盐的市价86%以上是盐税，且各自为政，各设出入境税。
厘金（旧中国的一种商业税，一般是货物的通过税和交易税）税率也是高达4%—10%不等，附加税不断增加。因各路军阀分兵割据，关卡林立，建立许多征税点，一物数征。“湖南因厘金征收太苛，物价乃大昂贵，十余年来，物价有贵至数十倍者。一般之消费群众，特别是占消费群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因农产品之涨价赶不上工业品之涨价，遂感受无穷之痛苦。统计厘金的影响，以农民受害最大。”农民需要用自产的农产品交换生活必需品，靠自产自销的小型手工业者都要通过市场，而厘金税收不问巨细，广泛征课，累及百物。而不平等条约赋予外国列强对华商品减低或免除课税，使中国的商品处于不利地位，外国产品大量倾销，商业利润多归外国资本家，中国的小农经济遭受很大的经济损失，经济系统脆弱得不堪一击。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外国列强控制了关税和盐税，侵略中国经济各个部门。1912年，外国列强利用“债权国”地位，组成“管理税收联合委员会”，以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俄国道胜银行三家银行作为“上海存管海关税项之处”，获取了中国关税的利益，中国的关税从征入到付出的全部过程都控制在外人之手。
三、内乱外患频仍，兵役徭役苦不堪言
北洋军阀的直系、奉系、皖系和其他小派系连年混战，争夺中央政权，老百姓要无偿服役，兵差、夫役、差徭负担更重，同时战乱频繁，土匪乘机大起，人们躲避战乱，流离失所，很多村庄了无人烟，只剩断壁残瓦。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兵差物品种类遍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1934年河北一个县城就被摊派大车“二千多辆、柴草共一百五十万斤”，兵差钱款负担同样繁重；山西沁县1930年11月—1931年3月、5月间，仅兵差一项负担就是1879年各种差费总额的七倍以上。
抗日战争爆发后，代表“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国民政府，吏治依然极端腐败，发国难财的比比皆是，征兵制中弊端丛生，抓壮丁、虐壮丁、卖壮丁，强行征工、征运，大量壮丁惨遭虐待，造成很多人非战事死亡。“在1943年征集的167万人当中将近有一半在他们赶往所去部队的途中死去或逃走。在八年战争中，那些在到达所分配的部队之前死去的新兵总数大约有140万——也就是说在征集的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
四、外国列强资本和国内官僚买办资本联合盘剥
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后，因无法在短时间内像在美洲、非洲、印度和东南亚等被彻底殖民化的地区一样对中国进行彻底、垂直的统治，故而必须依赖一个中间阶级来代理，以便在中国进行不平等贸易、控制和操纵商品市场、金融市场。买办资产阶级由此兴起，受雇于外国洋商洋行。
毛泽东在1926年12月发表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中，深刻剖析了外国资本和买办资本的经济掠夺本质：
自从帝国主义的势力向东方侵略，打破了我们的‘锁国政策’，冲开了我们的农业经济，我中国的农民便做了外国资本家的奴隶。我们每天辛辛苦苦，做出许多粮食、棉、麻、丝、茶等类的东西，他们只稍微拿几个钱出来（就）买了去；他们用机器制造各种新奇的货物，运过来，不知买了我们好多的钱去了。什么洋油、洋布、洋钉、洋碱、洋瓷、洋铁……说不尽的洋货，已经充满了我们的城市，渐渐的（地）打入我们的乡村了。我们不用机器做的土货无人买，我们作田也挣不到几个钱，他们洋资本家就一天天发财了。
帝国主义者剥削我们的方法，是霸占海关，自由输入货物，廉价发卖，刮去我们的银钱，破坏我们的手工业；是霸占矿山、铁路、航路，开设工厂、银行——利用我们的贱价劳力，替他产生红利，利用我们的贱价原料，替他生产商品，夺取煤铁，操纵运输。而且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勾结，以厘金和盐税间接剥削农民，以亩捐附加等类之捐税直接剥削农民。帝国主义者更借了许多款项给军阀，军阀又加重剥削农民以还债。军阀更利用失业的农民，组织雇用的军队，帝国主义供给了枪械，乃造成武力，为压迫农民之工具。
帝国主义既挟了他的金钱武力，又勾结国内军阀、买办，所以在中国横行一时，农民辛辛苦苦做工的结果，都转几个弯子跑到他们荷包里去了。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在华倾销商品、掠夺原料，通过通商口岸与国内买办资本形成了商业剥削网，深入内地。外国列强垄断资本利用在华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在买办资本的积极配合下，操纵中国的农产品和商品市场，蒙蔽侮弄贱买贵卖，制造舆论蒙骗农民，利用工农产品剪刀差不等价交换，大肆攫取和剥削广大农民的劳动成果。
在工农产品剪刀差的不等价交换中，广大农民卖出农产品、买进日用品，这一卖一进大受损失，农民以同样数量的农产品换回的工业品只及原先的一半，农产品购买力大幅被削弱，生活品价格不断上升，工农产品剪刀差日趋扩大，农民在无形中被掠夺了收入，农村经济越加贫瘠，农村生产力越来越低下。
外国列强资本和买办资本相互勾结，不顾国内饥民遍野及农产品大量短缺的状况，将国内生产的粮食大批廉价运输到海外。1900—1910年，东北三省生产的大豆44%供应欧洲和美国，43%输出到日本及高丽（朝鲜），国内购销及其他仅占13%。茶、丝、棉、油、烟这些重要的农产原料供应也为外国资本所垄断，加速卷入外国资本的供应市场，比如，在外国资本投资引导下，国内棉纺织厂增多，原棉需求量大幅增加，种棉多的省份如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等地扩大种植面积，种棉不多的地区如湖北、江西、安徽、陕西、河南等也相继大规模种植，中外工商资本由此控制并操纵棉花市场。到1936年，农民的日用品多依赖外货，必须更多地依赖外国资本的商业网销售农产品，来换取价格不断攀升的日用品，外国资本对农民的剥削已到了相当的控制程度。在经济危机时，外国列强采取保护关税政策，限制中国经济作物的进口，大量倾销本国的粮食，国内粮价惨跌，严重侵害了农民的收入，而此时国民政府却为虎作伥，相继于1931年和1933年与美国签订了美麦借款和棉麦贷款；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的官僚资本利用政治地位，垄断经济市场，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卖出工业品，残酷地剥削农民。
除了农产品，外国列强资本对其他工业领域也是垂涎三尺，觊觎全面占领和控制。1911—1914年，外国列强资本共攫取中国路权达18000公里；大肆掠夺中国矿业。英国占有开滦煤矿大部分权益，日本控制了长江流域最大的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1919—1925年，日本已全部控制了中国的铁矿。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统治集团为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争取美国援助，不惜出让本国政治、经济、文化主权，与美国达成多项条约，比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中规定国民待遇及最惠国待遇是双方互有，简要概括为，美国人可以在中国领土上享有与中国人一样的权利，包括居住、经商、开矿、设厂等；美国货物在中国享有国货待遇，美国军舰可以进入中国任何一片领水。条约一经公布，《解放日报》随即发表评论，认为该商约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残酷苛刻的一个卖国条约。
国民党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为美国向中国市场倾销商品大开国门，同时为了把中国农村作为过剩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工业原料的供应地，组织了各种合作活动，比如1946年的“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在其提交的题为《改进中国农业之途径》的数万言报告书中，主张中国保持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阶级关系，将美国工业急需和短缺的桐油、蚕丝等列为优先发展经济作物；而棉花、小麦等中国主产的粮食作物则由美国提供。
五、外国列强资本利用金融手段，巧取豪夺变相盘剥
在金融方面，外国列强资本、北洋军阀、国民党新军阀和官僚资本、封建势力、私人商号联合勾结，利用操控外汇、控制法币、调控利率、通货膨胀、滥发纸币、强行摊派公债等金融手段巧取豪夺，变相隐蔽盘剥中国百姓。
1816年，英国通过了《金本位制度法案》，开始实行金币本位制。到19世纪后期，金币本位制已经在资本主义各国普遍采用，白银需求大幅减少。而中国当时以银两为主要货币，两次鸦片战争列强货物大量倾销加之战争赔款，大量白银流出，加之受国际白银需求大幅减少的影响，金银比价从1870年的1:15.57大幅跌落，到1910年辛亥革命前夕，只有1:39.29，广大农民手中持有的货币不断贬值。
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设立银行，掌握旧政府的借款，吸收存款，发行纸币，操纵金银、外汇，垄断中国的国际汇兑，控制中国贸易和金融市场。外商通过外国银行和中国钱庄，先对买办采取一种信用期限偿付货款的赊销方式推销货品。买办对下一级华商，批发商对零售商转销，也利用一定的赊销信用，信用的利息最终通过价格转嫁到众多农民头上。这种由外商贷款给买办再贷款给下一级中间商，最后贷给生产产品的农民的层层贷款关系，形成了对农村广大农民的高利贷盘剥网，并且使外国银行可以轻易通过调整利率操纵市场，获取高额利润。毛泽东就此精辟地指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在这个过程中，买办阶级仰仗外国势力，与国内买办、钱庄、高利贷者形成下一级金融剥削网，很多时候依靠暴力手段，抽取洋行代理佣金、外债经手佣金、进出口贸易佣金等买办收入。
帝国主义资本通过金融手段来操控从通商口岸到乡村的剥削网。比如茶叶行业，若利息上升，买办不愿贷款赊销，茶叶就无人收购，一级压一级到茶农，茶农便不得不降价出售，此时外商乘机压价购入大量茶叶；相反，如果利息下降，贷款层层下放，茶商大量收购形成积压，外销照样要求降价销售。面对帝国主义资本对利息的操控，广大农民最终无可奈何，任由摆布、任由剥削。
外国列强还通过货币贬值的金融手段大幅倾销工农产品以转嫁经济危机。1934年，美国实行白银政策，人为提高白银收购价格，导致中国国内白银多数外流，国内银价上涨，通货紧缩，贸易锐减，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美国实行的白银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是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开启币制改革，确定法币对英镑汇率，通过汇率与英镑联系起来，法币英镑化，中国货币的白银本位变成了外币汇兑本位，外国货币成为了货币发行的准备金。为了干预和控制汇率波动，国民政府势必要大量储备英镑；而英镑国家“铸币税”的收入将旱涝保收，还能通过货币政策间接控制国民政府的金融体系。
在华的列强机构或个人也对农民进行直接的高利贷盘剥。据《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记载，山西没有一个教堂不放高利贷的，晋西有一个教堂和医院，当地的钱庄和银号用30%—40%的年利率向教堂医院借款，再以60%的年利率贷给贫苦农民。所以这个教堂的牧师及教堂医院的医生来到山西不及十年便成为了富翁。
北洋军阀不仅霸占银行业、银号，比如直系军阀冯国璋开办华通银号、江西督军李纯开办义兴银号，还大量滥发公债、强行摊派，滥铸硬币、滥发纸币，支付劣币、收取良币，大量敛财，盘剥农民。
国民政府的地方公债摊派，也让农民“谈虎色变”。这些公债事先无规定期限、数额，事后也不会公布用途，很明显就是一种强行掠夺。“每一摊派又层层加重，层层剥削；省方若需款五千，人民所摊至少在一万元以上”。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人为压低伪币兑换比值，明火执仗地公开掠夺，根据李宗仁回忆，“刚胜利时，沦陷区的伪币的实值与自由区中的法币，相差原不太大”，但国民党在1945年9月和11月规定，伪“中央储备银行”的“中储券”200元兑换法币1元，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联银券”5元兑换法币1元。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国民政府为应对庞大的军费开支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一方面大幅征税，另一方面大量印刷钞票，企图靠增发纸币弥补财政亏空。数据显示，1945年8月，法币的发行量已经为1937年的394.84倍。到1948年8月，国民政府推出金圆券改革，停止法币流通，并以1金圆券兑换300万法币回笼旧币，开始明火执仗地掠夺。1948年10月《大公报》记载：北平市面日益恶化，抢购之风弥漫全市，米麦粮店已十家九空，香烟黑市漫天叫价，一日数变。日用品等均成奇货。最开始发行上限的20亿金圆券，到1949年5月，已达到惊人的130万余亿元，一年不到时间，发行量高达65万多倍！在农村恶性通胀影响下，农民常年辛勤劳动，而购买力大幅下降。1946—1947年间，浙江龙游一户农民，辛辛苦苦养一头猪，以大约700斤稻谷的价格卖出去，三天后，这价款只能买到400斤稻谷了。
在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前中国百年的近代史上，广大农民处于十分恶劣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官府繁重课税、军阀横征暴敛、外商层层盘剥、地主豪绅收租，使得普通农民维持生计十分艰难，入不敷出已是常态。在金融方面，外国列强和官僚买办资本利用金融手段巧取豪夺，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金融体系，不断加剧农民的深重苦难。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即已洞察广大农民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之间尖锐的经济矛盾，农民阶级“非常富有战斗性”，之后党领导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创办农民协会银行、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设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金融体系，不断探索金融支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党对金融工作的正确领导为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面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作者：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红色金融史编写组）
